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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前，熱心環保的鄒毅每天都會在固定點位拍攝北京天空，彼時灰蒙蒙的色調占據了大部分畫框。有一年的秋冬季節，京津冀及周邊多個省份空氣重污染橙色、紅色預警不斷，PM2.5濃度甚至攀升到700至1000微克/立方米……
不少市民對當年的情況記憶猶新：PM2.5“爆表”刷屏朋友圈，空氣凈化器、PM2.5口罩等與防霾商品愈發緊俏。
空氣污染拷問京津冀的同時，“呼吸保衛戰”也就此打響。回望近十年來經濟與生態的“雙贏”之路，充滿艱難。
持續治理成效顯著，后面還有硬骨頭
2013年9月，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十條措施。各地相繼出臺地方性法規及措施，發力空氣污染治理。
2014年2月，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以及三地相關協議的簽署，在大氣治理領域，三地踐行“責任共擔、信息共享、協商統籌、聯防聯控”，在燃煤治理、工業減排、機動車油品升級、散亂污企業關停、執法聯動、標準統一、預報預警會商等領域，有諸多實踐。
此后數年，在國家層面，新環保法、大氣法陸續頒布施行，環保警察、污染信息公開、按日計罰、行刑相接等制度亮出利劍。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離任審計，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，加大資源消耗、環境損害、產能過剩等指標的考核權重，推動著治污從“點頭要干”化為“真抓實干”。
此外，節能量、排污權、碳排放等交易制度以及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，從初步確立到日臻完善，撬動了常態化減排的杠桿，更是培育了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。
2013年以來，面對經濟社會快速發展，經濟、人口、能源消費、機動車大幅增長帶來的環境治理壓力，針對燃煤、機動車、工業和揚塵等突出問題，北京先后實施清潔空氣五年行動計劃、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，通過“壓減燃煤、控車減油、治污減排、清潔降塵”等一系列超常規的措施，實現了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，經濟效益、環境效益“雙贏”和可持續發展。
以煤炭消費量為例，據北京市生態環境局大氣環境處副處長謝金開介紹，由2012年的2179.6萬噸，下降至2021年的不到150萬噸，優質能源占比達98.5％。
偏重的產業結構、偏煤的能源結構、偏公路的運輸結構，是河北省大氣污染的根本原因。
近年來，河北逐步從過去末端治理、應急減排為主的“打掃衛生”式治理，發展到對落后產能“啃硬骨頭”式治本攻堅。例如，將國家要求的去產能范圍，由鋼鐵、煤炭2個行業調增為鋼鐵、煤炭、焦化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火電等6個行業，對城市主城區企業實施“退城搬遷”，在北京、天津兩市周邊，推進保定、廊坊、張家口和秦皇島的鋼鐵產能退出。
天津則依托“雙城雙港”整體布局，在企業搬遷調整中，同步實現產業轉型升級，發展人工智能、生物醫藥、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，加快鋼鐵產業結構優化調整，啟動實施榮程鋼鐵、天鋼聯合特鋼超低排放改造。
經過近十年的持續治理，京津冀及全國各地空氣質量明顯好轉。
2021年，北京市PM2.5濃度33微克／立方米，空氣質量首次全面達到國家二級標準；2021年，天津市PM2.5濃度36.9微克／立方米，比2013年下降62.3％；2022年一季度，河北省PM2.5平均濃度52微克／立方米，同比下降11.9％，各市全部退出全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“后十名”行列。
顯著成效背后，挑戰猶存。
“影響空氣質量的內因是排放，外因是氣象。”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賀克斌說，按照現在的排放總量和排放強度，特別是京津冀地區，還處于“氣象敏感型”，我們以后的目標是要做到“氣象脫鉤型”。
“雖然2021年北京市空氣質量首次全面達標，但秋冬季PM2.5重污染天氣仍時有發生，夏季臭氧污染有所凸顯，空氣質量存在短期波動風險。”謝金開說。
在賀克斌看來，后面還有硬骨頭，特別是氮氧化物、揮發性有機物，作為PM2.5和臭氧污染的前體物，這兩種物質，按每平方公里排放強度和排放總量，京津冀地區依然是全國最高的。
精細化治霾，避免一刀切式減排
專家共識認為，特別是對京津冀而言，燃煤、機動車、工業排放、揚塵等幾大污染源顯而易見，不同污染源不僅導致污染疊加，遠超環境承載力，中國治理霧霾的復雜性要超過歐美國家。
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中科院“大氣灰霾追因與控制”專項首席科學家賀泓在“大氣十條”發布后曾接受采訪說，中國霾屬于復合型污染，不同于20世紀倫敦（煤煙型為主）、洛杉磯（機動車為首要原因）相對單一的污染源，并且超出單個城市范圍，成為大面積區域性污染。
由此，治理大氣不能只靠戰役式突擊。在大氣污染防治的精細化戰斗里，科技，始終是中流砥柱。
北京市生態環境監測中心自動監測室主任景寬親歷了2013年系統監測PM2.5以來，北京的監測能力實現了“從無到有”“從有到細”“從細到精”的過程。
景寬說，從前的北京，每460平方公里才有一個空氣質量監測站，近年來，隨著小型化傳感器技術的發展，北京建成了1000余個高密度監測站點，平均每15平方公里就有一個監測點位，覆蓋330余個街道鄉鎮，物聯網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支撐整個監測網絡的日常運維、質保質控和數據分析。
賀克斌表示，具體而言，污染來源識別和源解析的科技能力，是獲得了天上污染物的信息，科研人員在地面通過模型模擬等手段，去研究這些化學成分的特征，來自什么地方、什么行業，進行來源識別、來源解析；預報預警的科技能力，是通過氣象條件判斷天上的重污染會不會來，波及地面多大范圍，各省、各行業及公眾如何應對。
此外，賀克斌還提及了近年來補上的“方案推演”的科技能力，即，如果在未來1年、3年或者5年，采取某些措施，按照正常的氣象條件推演，能否實現預期減排效果。
“這個能力，在早些年，很多城市和區域是不具備的。那時，就是定目標、做計劃，先干了再說，至于完成這些計劃能否實現減排目標，相關分析能力曾經是欠缺的，近些年，終于補上了這一課。”賀克斌說。
北京直面深層次、廣領域挑戰
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。業內人士認為，污染防治攻堅戰從“十三五”時期的“堅決打好”到“十四五”時期的“深入打好”，意味著污染防治攻堅戰觸及的矛盾和問題層次更深、領域更廣，要求也更高。
去年11月，《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發布，突出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。除了圍繞藍天、碧水、凈土保衛戰，還強化應對氣候變化、生物多樣性、新污染物等更廣泛領域的治理工作。
北京市委、市政府日前印發《關于深入打好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實施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實施意見》）》，則是對《意見》的回應與落實。《實施意見》還聚焦生物多樣性保護，強化經濟政策、科技創新、法治保障，致力于將管理措施轉化為制度機制，提高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水平。
北京市生態環境局副局長于建華表示，作為今后一段時期北京市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綱領性文件，《實施意見》形成了重污染天氣消除、臭氧污染防治、柴油貨車管控、農業農村污染治理、劣五類水體消除等標志性戰役，提出了22項具體措施。
“十四五”時期，北京市積極建設碳市場，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工作，承建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中心（CCER）落戶北京的任務；持續開展生物多樣性調查，嚴格生態空間監管，打擊非法獵捕野生動物行為，保護候鳥遷飛停歇地。
（來源：新華網）
